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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不强、多而不精，是中国职业教育快速生长后新的痛点原标题：职业教育的中国式逆境原创： 程昕明 中国新闻周刊 2019-07-28晨雾 / 转帖大而不强、多而不精，是中国职业教育快速生长后新的痛点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德技术培训中心”的学生，德国“双元制”教学在当地已经落地生根。摄影/本刊记者 程昕明职教逆境本刊记者/程昕明发于2019.7.29总第909期《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职业教育之“大”，有目共睹。革新开放40年，中国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据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的最新数据，中国现有中等职业院校10340所，高等职业院校1423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开端建设”。

大而不强、多而不精，是中国职业教育快速生长后新的痛点。只管已经划分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山河，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职业教育仍是教育事业中的单薄环节。职业教育如何破局，仍是一道典型的中国式生长难题。

“国家着急了”“国家极为重视职业教育。然而，作为工业主体的企业并不愿意到场，作为学习者的个体也不愿意接受。这是恒久困扰职业教育生长且没有获得有效解决的关键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国庆说。

事实上，在决议者看来，职业教育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它事关经济生长和社会稳定。上世纪90年月中期，国家一度实验“以职养职”，将职业教育从行业、企业中剥离出去，走市场化门路。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选择导致了中职教育的迅速滑坡，以及随之而来的“技工荒”。2002年~2005年，国家史无前例地一连三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集会。

在2005年的集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宣布“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拉开了国家对职业教育大规模投入的序幕。“你把这些年的政策连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对于职业教育这个单薄环节，国家着急了。在普及了义务教育之后，教育投入的增量是优先生长学前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实际上，迫于经济的需求，还是选择了加速生长职业教育，然后再补学前教育的短板。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和震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道。在和震看来，生长职业教育是一条被蓬勃国家印证过的路径。

他说，“但凡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对技术技术人才的需求就会急剧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也会被广泛认可。”作为研究者，和震一直很隐讳使用“平民教育”“差生教育”等观点，阻挡给教育和人贴标签。“不能说某种教育适合某种人，职业教育类型化的焦点是课程性质的差别。

与普通教育相比，它确实存在差别，但也是不行替代的。”这种不行替代性是双向的：既满足社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要，也富厚了个体选择——只管有一些是被动选择。

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为平民阶级、弱势群体提供了最基本的教育保障。据悉，中国职业院校9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普通家庭。和震认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很是值得而且合算，既提高了国民素质，又制止了许多社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他以为职业教育的“政治正确”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生源、经费、深造通道生长不平衡、不充实，是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有分析认为，除了以“示范校”“优质校”为代表的10％，职业院校剩下的90％日子都欠好过。日前，在全国职业教育革新生长现场会上，东部某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职教育“严重营养不良”，高职教育则“恒久处于亚康健”。

严重营养不良，指的是基本办学条件太差。这位副厅长说，“中小学有个课堂有块黑板有个好老师就行了，可是职业教育不行，它需要实训，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职业教育就像上世纪七八十年月的中国经济，还处在一个欠蓬勃阶段。

”无独占偶，中部某省的一位教育厅副厅长在现场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中职教育基础不牢，职教体系就会地震山摇。” 生源、经费、深造通道是他关注的三大问题。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中职招生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占高中阶段招生总量的比例维持在40％左右，原先大要相当的“职普比例”正在逐渐失衡。

中职教育的蛋糕越做越小。高职院校的资金状况也不容乐观。虽然与普通高校数量相当，可是2018年全国12013亿的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中，高职院校只有2150亿元，仅相当于总额的一个零头。职业教育职位低、资金少，还要蒙受普通教育畸形生长带来的恶果。

“本科教育重病缠身。”上述东部某省教育厅副厅长在分析职业教育逆境时表现，“二十年前，中国的本科教育包罗大中专教育都是精英教育。

1999年高考扩招后，高等教育普通化，但造就模式还是已往的精英教育模式。社会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可是我们的本科教育占那么大的比例，漫衍结构严重错位。”一个引人关注的新趋势是，一些无法就业的本科结业生甚至到高职、中职“回炉再造”。“这些普通本科高校的结业生高不成低不就，想当白领没有那么多岗位，想当蓝领又没有谁人技术。

”这位副厅长说。2014年开始，国家多次提到要试点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变，让高等职业教育这个“龙头”更有吸引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大部门本科院校对此并不努力。

相反，各种高职院校对“升本”充满了热情，一心想“去职业化”。2015年，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就曾公然亮相，“原则上中职不升为高职，高职不升为本科。”凭据工业、行业生长的实际需要，国家希望保持与之相适应的、稳定的中、高职结构，希望各学校“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各自的定位上潜心办学”。

今年6月初，首批15家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职业大学”，但变的是名字，稳定的是“职业”属性。据悉，这15家高职无一破例都是民办高校，且升格后，校名都保留了“职业”二字。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全国职业教育革新生长现场会上重申，“高职专科不会再有一所（通过）升格为本科（去职业化），这条路走不通了。”同时，孙尧还代表教育部亮相，全国1200多所普通教育本科高校，除了以“双一流”为代表的研究型高校，剩下至少有一半应该向“专业能力和技术导向”的应用型本科转变。“企业是用户，是上帝”“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天然地要与企业精密联合。

校企互助、产教融合也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但在实际事情中却形成了“政府主导、学校本位、企业缺位”的尴尬局势。2019年4月，发改委、教育部团结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措施（试行）》。

该《措施》称，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的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划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教育部同时还宣布了24家“先期重点建设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议名单”。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全国职业教育革新生长现场会上强调，“如果学生是我们的产物，企业就是我们的用户，是我们的上帝。一定要动头脑，想措施把企业努力性调动起来，让他们感兴趣，愿意互助。

”不难看出，政府迫切希望通过政策的引导，改变校企互助“一头冷一头热”的现状。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加速产教融合，仅靠一些示范企业远远不够，应该以执法形式加以明确。

事实上，以执法形式保障校企互助、产教融合中企业的职位和利益也提了许多年，但《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事情却迟迟未能落地。据悉，降生于1996年的这部执法更多带有“宣示性”，但划定性、约束性不强。2008年，全国人大曾将《职教教育法》修订列入年度重点事情，可是实质性修订事情至今仍未完成。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革新实施方案》再次提出，“推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为职业教育革新创新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对于《职教教育法》修订的“难产”，有受访者认为，职业教育行业的实践变化太快是一个重要原因，即即是行业自身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也在不停更迭中，而执法则需要相对牢固成熟的共识。相比之下，一些地方在立法上走在了前面。

好比，今年3月江苏省在全国率先推出《职业教育校企互助促进条例》，统筹思量、合理界定各方责任，着力解决校企互助中的突出问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志磊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现，对于企业而言，在工业缔造的财富中自我保留的越多，职业教育越能对其高附加值、高技术专用性的岗位提供人才，需要其负担的成本越低，其到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意愿就越高。

但实际情况是，高昂的硬件成本、治理成本，有限的收益和人员的流动性都严重抑制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互助努力性。在企业的账本上，投入产出比是首要问题。职业教育滞后于行业生长是企业不努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苏州某台资企业事情多年的一位人事司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非有特别大的科学突破，否则职业院校的知识体系可能几十年都不会变。

“举一个最简朴的例子，不少职业院校实验室里的示波器都是20年前的，你到了企业怎么去做检测？”这位人事司理表现，纵然是订单式造就的学生到了企业之后可能也要举行3到6个月的脱产培训才气上岗。“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产出，一直在半工半学，这对企业来说蛮头疼的。”是误人子弟，还是定位精准？对家庭而言，想要“拥抱”职业教育同样不容易。

“宁愿到星巴克端盘子，不愿到职校学本事”“宁做人为两三千的白领，不做人为五六千的蓝领”“进工厂还不如送快递来得自由”……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歧视使得大多数家庭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职业院校。一些学生即便进了职业学校，也会千方百计地升学，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一位职业院校老师透露，在他们学校60%~70％的学生都市选择升学。

但也有破例，好比称为“网红”的小龙虾学院就成了不少学生和家长追捧的香饽饽。今年夏天，湖北省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潜江龙虾学院的第一届结业生拿到了普通专科结业证书，听说这批学生结业之前就已经被“预订”一空，薪水高达6000元~12000元。2017年，潜江龙虾学院建立之初就一炮而红，甚至引起了主管部门的关注。

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卖力人就曾表现：“有的学校开出了龙虾专业，不能够这样……专业的设置是一件很是严肃的事情，是有科学性的，不能够误人子弟。”面临品评，校方自认为并不违规，因为他们开设的并不是“龙虾专业”，而是专业目录上的烹饪工艺与营养、餐饮治理和市场营销专业，只是将烹饪小龙虾作为重点。打擦边球也好，品牌炒作也罢，潜江龙虾学院可谓是求名求利。

据悉，2019年它的招生人数已经扩大到200人。在职业院校普遍招生难题的配景下，乐成逆袭。“小龙虾学院听起来不太好听，可是人家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生长得挺好，从养殖到烹饪涵盖了整个工业链，定位很精准。

”北京师范大学和震教授表现，“这也反映了国家认知和市场需求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异。”不仅有小龙虾学院，另有热干面研究院、健身学院、电梯学院，都是职业院校的通例操作，这些以校企互助为主的二级学院反映出职业教育“全口径”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特性，同时也与所在区域的工业生长精密相连。事实上，“网红”专业在职教体系中的占比很低。业内人士认为，与这些“短平快”的服务业技术人才造就相比，高成本的工业技术人才造就才是职业教育的重点。

数据显示，2018届高职高专结业生就业率排前三位的专业划分是：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97.1％)、电气化铁道技术(95.9％)和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95.5％)。没人报考，也要永远保留职业教育是工业化的产物。对中国而言，这也是一个进口货。

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现代学徒制……都曾是中国学习的工具。早在1985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试点就在中国6座都会展开。

1994年，中德职业教育互助纲要性文件降生，成为中国迄今唯一签署的政府间职业教育双边协议。如今，中国已成为德国职业教育出口的最大市场。在“德企之乡”江苏太仓，双元制已经推行多年，积累了较好的本土化履历。6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德国考察时特别提到，职业教育是中德教育互助的一张靓丽手刺。

事实上，学习哪一种职业教育模式，首先面临的是选择哪一种工业生长门路。华东师范大学徐国庆教授认为，走高端制造业门路的国家，一定以要蓬勃的职业教育体系作为支撑。领先全球的美国经济以技术创新和金融控制作为增长点，它的职业教育并不直接服务于工业，而是服务于人的生长，因此被也称为生涯教育。

这种工业门路降低了对工人技术水平的依赖。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震教授看来，高技术门路和技术替代门路的差异很是显着。前者以德国双元制为代表，强调对工人技术的依赖，后者则以美国的流水线生产为代表。

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志磊看来，“中国大陆既学德国、也学美国，可是做起来似乎越来越像中国台湾。”台湾职业教育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重理论、重学历。遍布台湾的“科技大学”事实上就是职业院校的同义词，这既是满足学校、家长“升本”激动的产物，也造成了学历泛滥和口碑断崖。

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一名只考了18分的学生居然上了本科。不少学者认为，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履历更值得中国借鉴。

一位曾经在新加坡学习过的政府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现，当地政府对职业院校的条理、数量都有严格的把控，中职院校永远保持在35％的比例。“按理说他们有经济条件让大家都上大专、大学，但如果那样，基础技术工人就没人做，就会泛起结构性短缺。

”因为国家小、人口少，新加坡政府要求把人力资源计划准确到95％以上。与此同时，政府还会对招生举行干预和引导，即便像焊接机加工这样的专业没人报考，但也要永远保留。

华东师范大学徐国庆教授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小我私家口大国而言，以高端制造业作为支柱工业是明智的选择，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以职业教育为手段，增强对专业设置、专业选择的计划和引导，制止像英国一样，因为职业教育与工业模式不匹配而导致制造业竞争力下降。信息泉源：2019-07-28 微信公号 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号: chinanews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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